老九

一
       不写诗歌而能为诗歌或者诗人说句公道话的人大概只有两种，一种是靠写诗歌评论混饭吃的，另一种大概就是诗人的姥姥。前一种几乎绝迹。诗人尚不能靠写诗混饭吃，他的衍生物——说的难听点是寄生物——诗评家就没有了源头活水，境遇惨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还好，他们多数人都没有像那些所谓的红学家，口香糖嚼出牛肉干的味道，牛肉干进而嚼出牛筋的味道，也许还能咀嚼出肉松的味道。姥姥都爱外孙，可惜诗人有时走的比姥姥快，因此诗人的姥姥经常也成了“孤姥”——比孤儿更伤心，白发送黑发是人间一大悲事。所以后一种也极少，聊胜于无吧。实在说，我向来看不惯坐而论道，尽管自己有时就是。难道不允许自己瞧不起自己？——赫胥利说，人最难做到的就是公正公平的评价自己，因为人都自爱；我就做给这死老头子看。不写诗歌而谈论诗歌，跟那些蔑视诗歌的无知者是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关系。总之，我认为最合适的诗评家，是诗人。这样的看法，显然不适合普及大众，要不然所有的专业评论家都该一头撞死。博尔赫斯、米沃什、北岛都是合适的诗评家，我今天想说的是布罗茨基——约瑟夫?布罗茨基。他在《文明的孩子》一书展示了他作为散文家的才智决不亚于诗人——也许还在其上。

      说到散文，当代中国人最热衷了，可恰恰在散文一道，中国五十年来最弱，比小说逊色，比诗歌差的更远，我以为。报纸网络充斥着千篇一律的的景色描写、柔弱而没有个性的大词叙事、毫无创新的主旋律颂歌，更让人生厌的，是那些堆积如山的公文书写，还有那些相关领域里应该由专业精神把关却照样被公权奸污的晋级论文、新闻报道和评审意见。即便是五四以来最伟大的那些作家，也少有在这一文体里描绘出更加壮阔的景象，沈从文、北岛、史铁生等极少几个人除外。

        问题在于，诗歌作为人类语言的最高形式，它并不仅仅是传导人类体验之最简洁、最浓缩的方式；它还可以为任何一种语言操作--尤其是纸上的语言操作——提供可能获得的最高标准。

        一个人的诗读得越多，他就越难容忍各种各样的冗长，无论是在政治或哲学话语中，还是在历史、社会学科成小说艺术中。

        散文中的好风格，从来都是诗歌语汇之精确、速度和密度的人质。作为墓志铭和警句的孩子，诗歌是充满想像的，是通向任何一个可想像之物的捷径，对于散文而言，诗歌是一个伟大的训导者。它教授给散文的不仅是每个词的价值、而且还有人类多变的精神类型、线性结构的替代品、删除不言自明之处的本领、对细节的强调和突降法的技巧。尤其是，诗歌促进了散文对形而上的渴望，正是这种形而上将一部艺术作品与单纯的美文区分了开来。无论如何也必须承认，正是在这一点上，散文被证明是一个相当懒惰的学生。

       诗歌，如蒙塔莱所言，注定是一门语义的艺术，江湖骗子们在其中的机会非常之少。

三
        像众多流亡作家一样，布罗茨基比其他的一般作家，比如那些终生在国家体制里虚耗的作家，更能深切感受到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尊严何其重要。他说，“一个人成了作家或者做了读者，这无关紧要，他的首要任务在于：他怎样过完自己的一生，而不是外力强加或者指定的、看上去最高尚的一生。”；“对于一个作家来说，真正的危险，与其说是来自国家方面的可能的（时常是实在的）迫害，不如说是他可能被硕大畸形的，或似乎渐趋于好转——却总是暂时的——国家面貌所催眠。”

        在一种特定的的体制里，一个真正的作家选择流亡是必然的，即使不是肉身，他的精神迟早要选择流亡，除此没有它法。但是，只有个人美学经验丰富的布罗茨基才能如此坚定地说出这样的秘密，关于命运，关于绝望。他应该是一个大自由的人，尽管他一度没有自由可言。

        因此他说，他宁可做民主制度中最后的失败者，也胜似做专制制度中的殉道者或者大文豪。

        他还说，他宁可在第一的标准里倒下，也不要在第二的标准里胜利（大意如此）。

四